编辑眼中的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

时间：2018-08-21 11:22:53　来源：雾女风情文摘本文已影响人

　　我是个一线曲艺编辑，在我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中，既见证过相声艺术的辉煌，也目睹过它的风风雨雨。如今我已退休离岗，但仍关心着相声艺术的现在和未来，因为我同它结下的是扯不断的情缘。
　　记得我刚到中央台曲艺组的第一天，老组长王决交给我两份目录，一份是要熟悉的各曲种节目，一份是专家们的艺术讲座。相声当中有不少侯宝林先生的段子，艺术讲座中有不少是侯先生介绍相声方面的知识，包括他创作、改编、整理、表演相声的体会，我对侯先生的认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之后，由于工作关系，我不断地采访侯先生，聆听他的真知灼见和教诲。我把见解独到、知识渊博的侯先生看成是良师益友。

　　在我的印象中，侯先生是最重视相声的艺术质量的。我们中央台共录制了他的70余段相声，这当中42段是传统相声，25段学唱戏曲，施展相声的“柳活”。这些段子无一不是经过他认真修改，整理加工后才定稿录音的。拿传统相声《改行》来说，最初叫《八大改行》，有8個片段，后来发展到14个片段。侯先生认为这么多片段演出时间太长，不仅艺术构思雷同，表现手法雷同，语言也啰嗦拖沓。实况录音时，他只选了3个片段—— 唱刘派京韵大鼓的，唱京剧老旦的，唱京剧花脸的。再举个现代相声的例子，《离婚前奏曲》是20世纪50年代侯先生的代表作。原作者是剧作家王命夫，由曲艺家冯不异改写成相声，原稿是两万字，冯先生压缩为一万字交给侯先生看。侯先生看完之后说：“干吗写离婚的全过程，掐到打算离婚这里就行了。”一下子压缩掉7000字。精简至3000字后经过侯先生二度加工，加上精彩的演绎这段相声成了侯先生经常演出的节目，也成了电台听众经常点播的节目。侯先生的《三棒鼓》听众百听不厌，其实是由《学评戏》改编而成的。我的恩师王决觉得由侯先生借鉴整理的《学评戏》从垫话到学唱的内容跟别人的有所区别，相声中所提到的许多艺人的情况是侯先生青少年时代耳闻目睹的。在表演时侯先生边说、边学、边唱、边评论，别具一格。为了和别人表演的《学评戏》段子区别，王决和侯先生经过研究更名为《三棒鼓》。这个名字是从湖北的一个曲种的名字移植而来。这段相声的后半段主要叙述旧社会小评戏班子露天演出的情景：班主总想赚钱，不顾演出的质量，演出过程中经常敲三下鼓便停下来向观众敛钱，有时达到勒索的程度。将这段相声名改为《三棒鼓》，意在讽刺这种耍花样坑人的行为。段子的思想性加强了。这段相声的“底”也很有意思：老太太看戏屡被敲鼓索钱，回家路上碰上个卖炭的敲鼓吆喝，和戏园子要钱的声响相似，老太太误以为戏园子追到家里要钱来了，吓得不轻。整个段子构思巧妙，荒诞而又真实，把戏园子骗人的伎俩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大背景联系起来，实际是一幅旧社会的世俗图。通过这三个例子，侯先生对待相声精益求精可见一斑。
　　印象之二是侯先生非常注重相声艺术的格调。在他眼里“包袱”需要寓庄于谐，俗不伤雅，既令人笑得酣畅，也要趣味隽永，耐人寻味。最好的包袱应该是有一定思想性，艺术语言与内容紧密结合的；它是从生活中经过提炼、丰富、夸张而组成的，使人发笑之后还能有所思有所悟。拿《改行》这段传统相声为例，他为了说明清末艺人们不得不改行的社会原因，在前半部分一连串使用了几个包袱，第一个包袱是国民政府时期的：“老子抗战八年，在哪里也不花钱的—— 在炕上站了八年。”；第二个包袱是军阀统治时期的：“谁要不卖力气谁是小狗子”“老爷生气啦！—— 他小名叫狗子。”；以及光绪三十四年（1908），“皇上死了，天下不准见红的，卖胡萝卜得套上蓝套。”“红鼻子的不敢出门”等等，这些包袱都在揭露统治阶层压榨老百姓这一主题上贯穿起来。使人笑过之后，也感受到旧社会的黑暗。另外，侯先生几近严苛地强调相声的格调。他一旦发现段子中的包袱与生活距离较远不易被听众接受，或存在庸俗低级趣味易产生负作用，就会毫不吝惜地予以改正。拿《婚姻与迷信》来说，从试演到定稿有两处主要的修改，都是为了提高包袱的格调。一处是：“新郎礼服礼帽猛一瞧跟黑人牙膏似的”改成了“猛一瞧跟卓别林似的”。因为前边的提法有种族歧视思想的嫌疑，所以被改掉了。另一处是：“旧式婚姻新娘一下轿，新郎先给来个镇物，嘭嘭嘭射她三箭，这要射到眼睛上，非瞎了不可。走在街上你瞧有一只眼的老太太那都是下轿时射的。”这是对生理缺陷的嘲讽，格调不高。后来侯先生定稿时改为“这一箭要射到眼睛上那就瞎了。要不怎么后来人都戴眼镜呢。”侯宝林一向提倡健康的笑，高尚的笑，引人深思使人振奋的笑，《婚姻与迷信》里的两处改动就是具体的实例。从上边两个例子足可说明侯先生对待相声的格调是何等重视。
　　侯先生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为了相声能够登上大雅之堂，他付出了一生的努力，始终站在脱俗创新的最前列。举例说，解放前很多相声演员没有社会地位，为了养家糊口，往往不得已说一些脏活臭活。有的还自轻自贱，贬低自己以取悦某些观众。这在当时的环境中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侯先生对此不屑一顾。他给自己定了两条原则，一是骂人的“荤口”不说，二是摇尾乞怜的贱活不说，这在当时是极难能可贵的。侯先生主张把相声当成艺术，相声艺人要自尊自爱。精进艺术、注重人格是侯先生始终的追求。诚然，过去也有张寿臣等相声前辈推崇文明相声，说文哏段子，文辞考究，而侯宝林是把纯洁相声语言，提高相声趣味和格调当成一项使命来完成，这一方面他是功不可没的。
　　侯先生是擅长“柳活”的，在他之前相声演员表演的“柳活”差不多都是像不像三分样，“歪唱”随处可见，侯宝林颠覆了这种观念。他认为，相声既然是艺术就应该学得像，更应该学得美。他紧紧抓住模仿对象的声音造型特征，把握曲调韵味，尽量学得形神兼备。他敢在马连良面前学“马派”，在周信芳面前学“麒派”。马三立讲过：“他学嘛像嘛，每唱一番都有满堂好，这是人才。”
　　侯宝林早在解放以前就有提升相声艺术、提升相声艺人地位的强烈渴望。他对捧逗之间相互贬损以此作为博取廉价笑声的手段极为反感。舞台上的他，清新、典雅、注重时尚，舞台下的他，注重仪表，注重言谈举止，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能让环境摆布自己，自己要支配环境。”
　　解放以后，侯宝林积极参加相声改进小组，净化相声语言，铲除“荤口”以及一些不健康的逗笑手法。他提倡含蓄幽默、谐而不俗的相声，并整理和改编传统相声作品。简而言之，在他漫长的60年艺术生涯中，他潜心研究并发展相声艺术，始终坚持把高品质的欢乐带给观众。以他为代表的一批相声艺术家使相声真正走进千家万户，达到令人瞩目的艺术高峰。
　　纪念侯宝林先生，我们除了缅怀和赞美他以外，更要学习他视相声艺术为生命，勇于进取，勤于思索，勇于实践，忠于事业的高尚品格。

编辑眼中的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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