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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华”影片中的“家”与“国”

    时间:2018-08-21 11:22:41 来源:雾女风情文摘 本文已影响 雾女风情文摘手机站


      1929年12月,联华影业公司的第一部影片《故都春梦》在北平开机。该片为吸引观众而打出的广告语“复兴国片之革命军,对抗舶来影片之先锋队,北京军阀时代之燃犀录,我国家庭之照妖镜”,揭示出其以“家庭伦理”为外显、“时代批判”为内蕴的创作路径。影片公映后,因“暴露了北洋军阀统治下官场的黑暗,从一个侧面相当深刻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的一部分现实”[1],获得了国产电影前所未有的认可。影片采纳具备相当观众基础、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产电影运动”时期就已被打造成形的类型样式――家庭伦理片。此类影片立足中国的家庭伦理,以家庭的聚散离合为主要叙事线索,着力表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但在展示其相互矛盾、对比其品性、体现其观念冲突的过程中,又有许多超越“家庭伦理”本体的深层内容被填充,《故都春梦》同样如此。
      自古以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传统社会所认同的“家国一体”思想的实践路径,也是士大夫们毕生追求的人生理想,但《故都春梦》里的朱家杰是“宦念一生”“惑于名利”,即道德有所失范后,借妓女燕燕的引见当上税务局长,走上了“从仕”这一传统社会公认的“治国、平天下”的道路;此后原配妻子蕙兰虽各种隐忍,却仍然无法与燕燕居于同一屋檐下,长女莹姑则受燕燕影响而堕落,惠兰只得携幼女返乡,朱家杰的家庭俨然已经破碎,他最终在靠山倒台、锒铛入狱后重新回归家庭。于是,影片中的“家”与“国”被放置到两个对立的方向:传统认知中与国相联的“为官”成了破坏家庭的原初动力。然而,儒家思想“从人生哲学(心正、意诚)出发,推及道德哲学(修身、齐家)与政治哲学(治国、平天下)”[2],朱家杰心术不正,借妓女之力换取官位,导致“家不齐”,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虽然短时间内获得“优差”,但迅速跌落,无法实现真正的“治国、平天下”梦想,该片的剧情演绎其实从反向契合了儒家的思想文化逻辑。联华影业公司的这部开山之作,以表层的“家国对立”论证了实质上的“家国一体”,在对官场黑暗的隐射、对士大夫终极人生目标的背弃的同时,传统儒家的伦理思想、文化逻辑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故都春梦》作为一部经典样本,开启了“联华”影片中“家”与“国”纠缠往复,既统一又分离的文化意象呈现之旅,而生发该种现象的动机与背后的力量,更是耐人寻味。
      一、“家国一体”:维护现行统治与唤醒民族意识
      溯源于西周时期的“家国一体”思想,经孔子及其门人的系统阐释,逐渐成为儒家学派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之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其中的“家国一体”思想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一种基本理念。[3]而在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主导话语也基本依托儒家伦理生成:作为国民党政治意识形态元话语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认为“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和平。”①孙中山逝世以后,戴季陶又将三民主义进行儒化阐释,宣称“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思想”,“是中国固有之伦理哲学的和政治哲学的思想为基础”[4],认为“民族主义的基础,就是在孝慈的道德,民权主义的基础,就是在信义的道德,民生主义的基础,就是在仁爱和平的道德”。[5]
      联华公司的经营者与创作者,很多都深受中华民族傳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里,对‘国’的概念主要理解为两点:一是‘疆土’,二是‘君主’。”[6]辛亥革命以后,“君主”被政府替代。对那些从小接受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来说,国与政府等同,而政府提倡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又与他们产生了源于知识层面的深度契合,因此,在作品中呼应政府话语、提倡儒家伦理,属于理所当然的事情。另一方面,“儒家历来主张以己推人,由近及远,将处理血缘关系的原则推广到社会关系之中……按这种由近及远的思想逻辑,儒家认为:家是缩小的国,国则是放大的家。”[7]再加上从早期国产电影伊始,“家”就一直是一个被浓墨重彩书写的文化意象,家庭伦理片则是一种极富本土特色的国产电影类型。鉴于此,以家庭为叙事载体,在书写的过程中进行“国”的指代,是许多“联华”影片顺理成章的选择,并以此造成主观或客观上维护政府现行统治的功能效果。根据不同的生产动机与创作侧重点,这类影片可被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类影片立足于国民政府的主导话语,自身负载的宣教功能十分明显,《国风》和《小天使》为其典型。《国风》是响应国民政府在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而摄制的“命题作业”,“新生活运动”在实质上是儒家思想与法西斯主义的结合,其准则是重新阐释过的“礼义廉耻”:“礼”即“理”,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它包括自然定律、社会规律、国家纪律等,要求国民以“礼”生活,即对定律、规律、纪律等要有规规矩矩的态度[8],是“礼义廉耻”的核心。《国风》以张家两个性情迥异的姐妹来映射国家,通过对妹妹张桃为代表的“不守规矩”的群体的批判,将“新生活运动”这一官方主导话语强行嵌入,使影片沦为一部标准的政府运动宣传片。相比之下,同样有着政府主导话语介入的《小天使》则显得含蕴圆润一些。该片也采用了对比模式进行观念传递,表现对象是一贫一富比邻而居的两个家庭。通过穷困的黄家传达了政府想要教化人民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思想,以及“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的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其中不乏在价值取向上明显维护现行统治、呼应政府主导话语的段落:黄敏与杨达为堆雪人打架,爷爷见状后,对黄敏的自卫行为表示了赞同,并教育他说:“我们不应该私斗,应该为国家服务,像你父亲一样。”对内避免暴力斗争、维护现行统治,是国民政府隐藏在提倡传统伦理道德之下的实质核心,而斗争的合法性是唯一的,那就是为国而战,换句话说,只有为国民政府的斗争才具有合法性,就像黄家缺失的父亲一样。
      第二类影片立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展示与提倡,内嵌的文化价值取向由此与国民政府的主导话语产生契合。该类影片的创作动机并非全然是为政府官方意识形态摇旗呐喊,更多地是由创作者本身的文化积淀促成,最为突出的代表是由卜万苍导演的《人道》与费穆导演的《天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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