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伤、绝望的人文主义叙述者

时间：2018-11-11 12:15:43　来源：雾女风情文摘本文已影响人

　　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
　　—陶渊明
　　只是有时候人可以承受神的丰盈。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
　　有一句话在心里如何说出，何以说出？通过喉管、舌尖、牙齿，摩擦，顶出？又如何较有层次、逻辑地说出？—这里便需要表达。这表达是散布在空气中的语音还是本民族的语言？—这里便需要叙述。叙述即复活，重启，阻止或推迟别人。一般来说不能过于迫切，因为情绪且很可能是焦躁的情绪，会将你要说的这一句话扭曲，变形，压弯。如何做到诚实的叙述或者准确的叙述？我的经验是—“没有”；如做到一个适合文本的叙述、合乎经验的叙述，这个可以—“有”。元，无，人，无论如何，终归要叙述。尤其编纂者、诗人、口头工作者。可是，有什么方法呢？用哪一种方法呢？这么多。
　　用本能的，我们之前熟悉的那一种？一般来说，我们会这么做。写诗的人尤其如此。可是有一个责任或者是一个权利告诉你—这时候需要镇定，镇定+沉静。在书桌前停顿，舒缓，推迟，刚才发生的那一件事如何化做一个句子？一个你需要的句子。你需要掌握一个方法，你脑海中喷薄出的许多句子，但你只摘取一个。此间需要理性，用理性宽容，用理性培养。用理性涵养客观。通常还需要适当的体温，这体温决定面目，不同的面目很可能是不同的体温。—能不能更得体一点？这样决定后面的叙述。你再不能随意扩张了。前面的决定后面的。在这样的小节、段落、句丛，句丛与句、句与词组之间，或者在这样的词组与词语之间的密系。密系，丝线一般。你的手腕如此放松……由迟叙述，进入后叙述。
　　上面说的是我们的欠缺。我的欠缺。
　　我一直在问，我们有钻入事件本身进行叙述的能力吗？
　　我，或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块短板。我或他们的诗歌多么可疑。但看到陈离的诗歌，给了我意外的惊喜。
　　《在地铁车站》是一个大蒜瓣状的结构，也可说是一篇小说的纲或一首小说诗。它呈现了一种有掌握的掘进结构。我个人曾迷恋于康斯坦丁诺斯·卡瓦菲斯、雷蒙德·卡佛和杰克·吉尔伯特。他们的诗都有迷人的小说结构。旋涡，插入，最终体态可爱地出现。有时甚至就是政论、史记体（如卡瓦菲斯部分作品）。
　　如果没有掌握叙事，怎么做一个出色的诗人？怎么在作品中理性地讲述那宏大的事？
　　《在地铁车站》是一个范例。“这没有什么”应是蒜瓣之间的蒜衣。我喜爱作品中诙谐的表达，佳作并不时时严肃，幽默并不只是轻松，有时也是重点。它就像一个推进器—我看见它帮助这首诗向黑暗深处推进，语言在掘进（读这首诗时很慢，边阅读边猜想要講的事，便有进入隧道的感觉）。语言翻出意义，呈现现场。如果单从文本或者就阅读经验而言，中间部分填入任何事都可达成，是恰当的。而高明之处在于，转合，拐入“一个共同爱过的女孩”的情节，这个节点让诗人的笔深入她的此在，就像找一个新的蒜瓣，完全打开一个新世界。这使全诗充满幻想，一次有预谋的完成。或者是一次理性叙述的胜利。全诗收尾时，隐喻+寓言的“那只白鸽子”，显然是一番情怀表达，可以无限地延伸。
　　但这不是我想说的。
　　我想探讨原事件与此诗呈现后—它们之间的关系。 “地铁车站”是个象征吗？北京、上海的，还是真是穿过赣江的这条地铁？我阅读时会想到南昌新开通的这条地铁。尤其前六句里有一个自我形象的刻画（低调，隐忍），一如作者本人。“我的心里突然有些悲伤”，透露一个秘密，这是文学的语言，我甚至有一点狐疑，但不影响他下面的说明，下面排浪般的说明有利于消除对“悲伤”一词的误解。我觉得这事是真的，作者有这么一件在世事沦丧后，遇见头发斑白朋友的事，事件的可靠性与描绘的大致相等。但他们谈论的内容—一个曾经共同爱过的女友—有可能是从别的地方嫁接过来的。我的意思是，当我们处理类似事件的时候，我们要这么做吗？会这么做吗？这里有很多岔道，作者为何单走这一条？是经验和理性的原因吗？我们，也是地铁常客。来来往往，遇见许多事。很可能只写单独的一个。在地铁上看见的一件事或一个女孩，有感而发，随意而抒。而陈离在此处有一个巨大的转承—我觉得这是小说的笔法，插入。小说家会主动地这么做。虽然我知道德里克·沃尔科特、朵渔、孙文波等，也会这么做，但毕竟是少数。后面的句词（内容），我觉得是人物（故事）需要的演绎与丰满，女主角尽可能特立独行一些，悲苦一些，这才符合文学的特质。
　　文学的既是事实的，也是幻想的。当乾坤挪移，回到他朋友呓语般的提问，他们“一起养过的白鸽子，怎样了”？而他对这样提问的愣怔，显然又是没有答案的堂吉诃德式的复写。
　　这里何处是谬误？哪里，又是见证？
　　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认识的陈离，他沉默、低调，说话轻声慢语，他不是那种不学而假装沉默的人，他对人有着普遍的谦和。他皮肤白皙，不瘦不胖，温文尔雅。他是个写小说的人，常在《星火》和其他刊物发表作品。我与他的接触断断续续，说不上亲密却彼此尊重。后来好多年未见，各有所尊，所弃。间或在朋友的餐叙中遇见。但在2013年，在本人的一次作品讨论会上，有较深的“遇见”，他是在诸多朋友中唯一泼冷水的人，他说的话我至今都认为是对的。他是个睿智而头脑冷静的人。
　　2017年我忽然读到他大量的诗歌作品，怎么能将一个人的印象框定在“小说家”中呢？他的沉默非一般的沉默。他的作品是我喜欢的。这让我们有更深的“相遇”。我是个喜欢在作品中相遇的人。一个更加明亮的陈离呈现在眼前。
　　生活是一张碎裂的网。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张网。通常我们在不同的网中，可能有交织也可能没有交织。我和陈离有时候交织在一起。悲悯可能也是我们交织的方式之一。我们都是悲悯主义者。他比我更加锐利。我仿佛看一个格里高尔·萨姆沙或弗朗茨·卡夫卡式的人物在悲泣。一个人或众多人。我怀疑他会对着大街哭泣，对着暗夜或一棵精致的树哭喊。
　　在写诗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诗歌与常识”的关系，也就是日常常识与诗歌表达之间的关系。常识与非常识的纠缠、互扰，或者说是将诗歌引入常识中，还是非常识之中呢？我个人经常引入非常识中。但常识又涉及诗歌信任的问题，不可过犹，而所谓非常识可能是某种新的逻辑，语言的内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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