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英译的启示性研究
时间：2018-08-21 11:40:46 来源：雾女风情文摘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本文分析海德格尔哲学对语言本质的思考，探讨海氏哲学对翻译主体间性研究的启发，并以辜鸿铭《论语》译本为例，发现辜氏在翻译实践中不断探寻语言本质、注重翻译主体间性、弥补语言文化缺失，这与海氏哲学思想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海德格尔哲学对于当前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实践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海德格尔；典籍英译；启示
国学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古代中国人智慧的结晶。从17世纪国学典籍英译开始直到21世纪的繁荣昌盛，典籍英译研究队伍日益壮大，路径方法日趋多元，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国内很多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典籍英译进行研究。本文试在探究海德格尔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英译研究有何启示。
一、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英译的本质属性
学界对“典籍”二字的界定不一。《孟子》里首次提到“典籍”，“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辞源》和《辞海》中将“典籍”定义为“国家重要的法则文献”。杨自俭先生认为“典籍”指中国清代末年（ 19世纪中叶近现代汉语分界处） 以前的“重要文献和书籍”。本文比较认可杨先生的看法，故不再讨论其他界定。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种类繁多，浩如烟海，包括中国古代文史哲作品，以及古代法律、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医学等各领域的杰出代表作品，是具有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精髓。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英译是一种将传统文化典籍译成英语的翻译过程，包括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阶段，是一种跨文化、跨语内、跨语际的信息传播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将传播、推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让全球人民真正意义上了解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翻英译对于构建世界文化多元化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海氏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英译的启示
（一）海氏哲学影响对典籍语言本质的思考
海德格尔早期最显著的语言观是在“此在”基础上探究语言的本质，将人和人生活的世界这两大语言的外部要素纳入到语言本质的研究中，建立在“此在”基础上的语言即是“言谈”，这是“此在”的基本实存能力。言谈道出自身即有“语言”，后者作为“词语或词汇”是语言科学的研究对象，只有把人和人的世界引入到探究语言本质的过程中，才能够揭示语言的本质。海德格尔后期将语言的源始含义定义为“聚集”，其本质是在存在论的理论基础上，将宇宙万物的不同种类甚至相互排斥的所有存在者都纳入到自身共属一体的状态。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在其中生存着，语言在“说”人。海氏认为，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诗化是语言的根本特征，只有这种“诗的语言”才能把本真的语言显露出来、召唤出来，才能够理解存在的本质。然而这种诗化的语言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符号系统，是以一种审美精神存在于世，这与中国古典诗学在语言本体论方面也有相似之处。海氏诗化的语言观海氏的语言观帮助我们跳出传统语言学派的惯性思维，有助于我们在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时，对语言本体进行研究和思考。
（二）海氏哲学启发典籍英译的主体间性研究
海德格尔认为翻译首先本体论意义上的翻译，是存在的变易，人经验着变易，再被变易改造提升。传统的翻译理论中，翻译人员是主体，原作者、文本、翻译环境、译文读者都是客体，主客体“二元对立”。海学抛开传统的“二元论”，注重主体间性研究的重要性，对翻译本体研究提供了启发和理论参考。在海氏哲学的影响下，研究人员要变换视角看待翻译过程中的各种因素，不能片面孤立地围绕译者为主体，而应该将这些客体因素全部看成主体，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把握语言本质。海氏认为所有语言都是对上帝的普遍语言的模仿，都不可能百分百诠释真理，都达不到“信”，是“上帝旨意”的曲解，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就是在传递这种曲解。因此翻译文本多种多样，或重译或回譯，都是对原著一种理解，都是真理的各种变异和衍生，有多少人读《论语》，就有多少种理解和阐释，这些也都是《论语》的“本来面目”。翻译者“居住”在语言之中，人“居住”在翻译之中。海氏哲学引领人们开启翻译研究新篇章。
三、辜鸿铭《论语》译本研究
辜鸿铭成为中国翻译史上对外译介儒家经典的第一人，辜鸿铭先生学贯中西，不仅英语造诣高深，对儒家学说《论语》的理解也非常精到，其《论语》英译本也被看做是与原作核心内容最为贴近的版本。辜氏的译本有很多地方都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
（一）辜氏探寻语言本质
辜氏将“五十而知天命”的“天命”译为“ the truth in religion”，宗教里的真理，他把“天”理解为宗教，辜氏也曾在英译《中庸》的开篇，把“天命之谓性”当中的“天命”译为“the ordinance of God”，上帝的训令。在辜氏看来，东方的“天”等同与西方的宗教、上帝，这几个词语的含义相同，都指的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语言”在西方“言说”着上帝、宗教，在东方“言说”着天。不论是“religion”、还是“God”，辜氏聆听语言的“召唤”，在“语言”这个“存在之家”里来去自如，不拘泥于到底是哪一个是“天”的“信”，哪一个更容易被那些“受过教育、拥有思想的英国人”接受，他们都是“天”的“真面目”，译者不需要非此即彼，也不需要顾此失彼，而是自由自在、没有束缚地“栖居”在语言中。
（二）辜氏注重主体间性
《微子》篇多处人名如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辜氏在译本中要么只点到个别，如“Po Yi and Shuhts’s”，要么使用“speaking of six worthies，famous in ancient times as men who withdrew themselves from the world”代替所有，要么连“朱张”这个人只字不提，把原文中的七个直接减为六个，让“朱张”在原作中尸位素餐，让那些“受过教育、拥有思想的英国人”感受不到“朱张”的一丝痕迹。辜氏在此考虑到这些作了隐士的人当中，“朱张”连一点传说都没有，就连孔夫子也将其遗忘，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告知那些“受过教育、拥有思想的英国人”有一个“朱张”的存在，不知“朱张”并不影响对孔夫子“言说”内容和本质的理解与接收。辜氏不仅顾全了原作文本的隐士人选，对个别隐士提名道姓，也考虑到译文接受环境不会因为一个尚无存在痕迹的“朱张”的缺失造成的不“信”而丧失对孔子言论的好奇阅读，更考虑对那些读者受众来说，“柳下惠”之辈译成“a well- known worthy”足矣，至于何为“柳”之“下惠”则无关紧要，代号而已，两者殊途同归。由此可知，辜氏的译作非常注重翻译过程中各个因素、各个主体之间的关联。
（三）辜氏弥补语言文化缺失
关于“子欲居九夷”中的“九夷”，《后汉书 东夷传》有云：“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英国读者不知道“九夷”是什么，也分不清哪个“夷”在哪里，辜氏在译本中把它翻译成“the barbarous tribes in the East”，没有解释九个“夷”，也没有解释“九”的意思不只是“九个”，也有数目众多之意。《公治长》中“瑚琏”，是一种古代中国的宗庙礼器，英国读者当然不知其为何物，辜氏将其翻译为 “a rich jewelled work of art”，“一件镶嵌宝石的昂贵的艺术品”，弥补了英国读者阅读时因文化缺失而不能完整地接受译本信息。
四、结语
海德格尔哲学思想能够启迪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翻译理论新思维，指导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英译实践，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为语言学和翻译理论研究拓展新的学术阵地，提供广阔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辜鸿铭英译，王京涛评述.论语：中英双语述评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7.
[2]孙周兴.天与地，以及诗人的位置——再论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阐释[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2）.
[3]王晓龙.语言翻译之可能性的哲学考量——海德格尔语用观的启示[J].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04）.
（作者单位：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