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桂林抗日宣传轶事
时间:2018-11-12 07:08:55 来源:雾女风情文摘 本文已影响 人
抗战时期,我国现代戏剧奠基人田汉曾三到桂林。在3年零8个月时间里,他以大搞戏剧演出和戏曲改革等活动来积极宣传抗日,促进救亡,为建设桂林文化城并夺取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率“平宣队”转战桂林
在武汉被日军侵占前夕,中共党员、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处长的田汉,随该厅全体人员历尽艰辛、迭经辗转,于1939年4月抵达桂林,入住榕湖路五美园的一座小楼上。早在撤退途中,他就率领平剧宣传队(以下简称“平宣队”)做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一到桂林,田汉就一边领导“平宣队”排练新剧目准备演出,一边与当地文化界的好友、同行会晤,极力宣传戏曲改革的重大意义以及戏剧为抗战服务的重要性。在救亡日报社会晤旧友时,他“纵谈其近来关于从事地方剧改革工作之计划及感想”,说:第一,关于旧剧改良的问题,清末时就曾提出这样的口号,但“一直少被注意”。第二,戏剧改良应“包括话剧和旧剧”,“不能概念地将旧剧摒弃,说它是旧的,话剧才是新的。因为同样的旧剧也是可以利用来作为抗敌的工具”。第三,“抗战第二期宣传重于作战”,必须提高对农村广大民众的宣传,这就需要“利用农村最熟悉的艺术形式——各种旧剧:平剧、地方剧”。第四,根据在长沙举办“歌剧演员战时训练班”的体会,感到“旧剧改良有提高歌剧艺术和动员演员参加抗战的双重意义”。第五,“旧剧的力量不容忽视”,从量上说,不论在城市和农村,“他们都有广大的观众”,但是从质上说,“旧剧往往用技术的高以掩其内容的贫乏”。因此,我们应该利用旧剧“技术高的特点,而发扬”。同时,进行“旧剧之改革”,“决非可以松懈话剧运动的推进。话剧愈发展,旧歌剧才越有改革的希望”。
4月23日,田汉在桂林戏剧界举行的欢迎茶会上,报告了改革旧剧的工作及他所领导的“平宣队”的工作情况。这次会上还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田汉当选为会员。4天后,他在出席广西戏剧改进协会在南华大戏院举行的招待会时,发表了对地方剧改进的具体意见,他说:“旧剧在目前被一班人注意,负有动员广大群众之任务,而过去旧剧因对历史不了解,往往歪曲了历史上许多事实,甚至弄到相反一面去,完全放弃了戏剧本身足以褒贬社会之权力……今日一定要把许多革命的事实表演在舞台上,才不失其历史剧之意义……只要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多加以改进,原来旧的内容决定旧的演技,假如换了新的内容,加以新的演技,就可配合到抗战,为大众真正所需求的艺术。”
为了落实旧剧改革的计划,田汉指导“平宣队”排练了自己创作的《新雁门关》,并成功地在桂林新世界大戏院举行了首演。受此鼓舞,后来他们又连续在桂林新世界戏院、金城大戏院演出了田汉创作的戏曲剧本《土桥之战》《新儿女英雄传》《江汉渔歌》等,效果良好。同时,“平宣队”也上演一些经田汉对剧本内容进行改编或修改了的传统剧目,这些剧目均被冠以一个“新”字,如《新铁公鸡》《新玉堂春》《新武家坡》《新十八扯》《新打城隍》《新拾黄金》《新四进士》等。
8月初,桂林遭日机狂轰滥炸。一天,“平宣队”队员们正在山洞内躲空袭警报,恰有一颗炸弹被日机丢在山洞口,炸死许多避难的同胞。目睹这一惨状,田汉义愤填膺,当即以防空洞为背景,写了一出活报剧《怒吼吧,漓江》。经“平宣队”突击排练后,就在当晚为救济本市遇难同胞的义演中上演了。由于该剧写的是桂林发生的真事,又是大家的亲身经历,因而队员们演得情绪激昂,观众更受感动,顿时在剧场里掀起了一个愤怒控诉和强烈抗议日军暴行的高潮。9月18日,“平宣队”在金城大戏院举行告别演出和招待会,报告了该队在当地5个月来的工作、演出情况之后,即在田汉率领下挥别了桂林,前往衡阳继续开展宣传演出活动。
关于这一时期的艰难生活,田汉后来回忆说:“我多年的旅行生活中从没有像那次那样的抑郁无聊、贫病交侵的。我住在平宣队所在的五美路,在连绵的春雨中不仅要对付许多烦杂而沉闷的问题,甚至素来健康的我,患过两次以上的‘桂花瘟’。高热之后又缺营养,人瘦得真和黄花一样。”
二入桂林短暂停留
1940年3月,田汉以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的身份,由长沙赴广西昆仑关前线慰问打了胜仗的抗日将士们,顺便为“写以两广会战为题材之电影剧本”而收集材料。在返程途经桂林时,他逗留了两个月,期间,他与时任广西艺术馆馆长的欧阳予倩畅谈了戏剧运动和桂剧改革问题。3月8日,应邀在南华戏院观看了欧阳予倩编导的桂剧《桃花扇》之后,田汉为在剧情中扮演李香君的桂剧名演员尹羲的生动表演所打动,遂即兴作诗8首,借以抒发感想,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无限缠绵断客肠,
桂林春雨似潇湘。
善歌常羡刘三妹,
端合新声唱李香。
诗中把尹羲比作歌仙刘三姐,从而高度赞扬了她的表演。
此前,鉴于西南地区虽然活跃着由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组织和领导的第四、第五、第八和第九共计4个抗敌演剧队,还有一个抗日宣传队和一个新安旅行剧团,可谓人才济济,实力雄厚,但是缺少宣传阵地,尤其是文字方面。田汉深为忧虑,认为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他曾对杜宣等人说:“我们要有阵地,要有‘凭藉’。”于是他开始酝酿办一个刊物的事,当时苦于没有经费。这次在桂期间,由于田汉和夏衍的直接关怀,抗敌演剧四、五、八、九队的队长在榕城开了一次队长会议,决定由4個演剧队负责筹措印刷费,在当地编辑出版一个戏剧刊物,同时成立由田汉、欧阳予倩、夏衍、许之乔和杜宣组成的编委会。会议采纳田汉的意见,将该刊定名为《戏剧春秋》,后来它实际上成为了“演剧队的机关刊物”。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当《戏剧春秋》“创刊号”于11月份发行面世时,已离开桂林的田汉被公推为该刊主编和发行人。由田汉亲笔撰写的发刊词将该刊的宗旨阐述为:“整理介绍一些适合我们抗战需要的戏剧理论,最好能因此找出我们新戏剧的正确途径”:“对于目下所有的创作,依着一个实际抗战戏剧工作者的见地,尽批评介绍之劳”;发表剧作,既“欢迎长篇巨制,但更需要短小精悍能鼓动并教育士兵和农工小市民起来坚持抗战的作品”:“注意各方戏剧工作者的实际报告”,“希望由于各方面戏剧工作者更努力更团结,实现一个光辉的戏剧时代!”在田汉的倡议下,《戏剧春秋》除发表戏剧作品外,还就中国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