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雷霆之怒为哪般
时间:2018-11-12 07:08:54 来源:雾女风情文摘 本文已影响 人
“一国两制”是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而提出的基本国策。回顾“一国两制”在香港回归过程中的实践历程,特别是邓小平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果敢与坚毅,对于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进一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进一步保持和推动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并继续推动“一国两制”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全面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大有裨益。
事实上,世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香港回归问题上也是如此。回顾那段岁月,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每一个阶段,邓小平作出的关键性指示,高瞻远瞩、影响深远,无不彰显了一代伟人的中流砥柱作用与毫不动摇的爱国品行。
中英外交,“香港回归问题”大对决
1982年9月24日,中英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就香港问题进行会谈。双方皆有备而来:英国方面经过3年多的精心准备,由素以“铁娘子”著称的保守党领袖、新任首相撒切尔夫人出面:中国方面的主帅则是被毛泽东誉为“钢铁公司”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
撒切尔夫人没有直接反驳中国的主权要求,上来就谈三个条约(即鸦片战争后英国先后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三个不平等条约)在国际法上仍然有效。她强调:如果中国有意见,可以通过协商修订,不可以单方面废除。但又说任何修订应以三个条约为根据。此外,她还高举维护香港繁荣的大旗,强调这是英中双方的共同主张。她说,香港的信心和繁荣依赖英国的管理,如果香港未来的行政控制发生变动,哪怕现在宣布这一点,都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她说,如果双方能就香港未来的行政安排达成一致,使英国议会和港人满意,她便会考虑主权问题。显然,作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对于英国继续统治香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不合时宜地单方面认为香港的主权问题由英国说了算。
邓小平则从容不迫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他指出,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权问题:第二个是1997年之后中国如何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是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1982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关于主权问题,为了彻底打消撒切尔夫人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的幻想,邓小平郑重其事且斩钉截铁地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和九龙。
邓小平对主权问题的态度向来是鲜明且坚定的。关于第二个问题,他指出,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邓小平在这一点上态度也非常坚定,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肯定不遗余力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如果说英国在香港回归中国后能够支持和帮助香港继续实现繁荣与稳定,中国政府当然是欢迎的,但是,香港回归后如何保持繁荣稳定纯粹是中国的内政,肯定不受英国等外国势力的干涉。
在第三个问题上,邓小平洞察对方不愿合作的意图,指出:“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作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
邓小平高屋建瓴、旗帜鲜明、态度强硬,毫不妥协并郑重告诫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及世界上一切对香港回归中国仍抱有怀疑和幻想的政府组织和人士,任何阻挠香港回归和干扰香港繁荣稳定的图谋都是徒劳的,都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能力应对一切。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通过“1997年主权交接”“1997年后的香港管理”“1997年前的过渡期安排”這三大议题,系统地表述了香港回归的完整定义,预设了处理动乱和不利情况的对策,勾勒出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历史走向。撒切尔夫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去。
香港驻军问题“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1984年5月,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香港驻军事件”,邓小平为之大发雷霆,耿飚、黄华两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牵涉其中。
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从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进行了整整两年,分为秘密磋商和正式会谈两个阶段。正式会谈的时间是14个月,共进行了22轮。中国与英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迟迟达不成协议的焦点是“国家主权”问题,英方步步为营,我方寸土不让。在多次谈判中,我方坚持“香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管理”。英方代表说:“不要驻军,驻军了以后,老百姓就吓坏了,都要移民了。”
在驻军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态度始终是坚定的、一贯的。早在1982年9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面对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提出:“我国政府有权在香港驻军。”并强调,这是中国政府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象征。他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能做李鸿章!”1984年4月,邓小平对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十分明确地讲:“1997年后,我们派一支小部队去香港。这不仅象征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对香港来说,更大的好处是一个稳定的因素。”同月,邓小平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上,又在关于香港驻军一条下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在这个高度敏感、高度关注的问题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耿飚却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结果引发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1984年5月15日起,耿飚参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此之前,他参加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按照这次会议精神,耿飚对参加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认真进行了会议发言准备,对需要审议的提案拟好了建议。此后就忙于出席世界议联大会和接待“议联”会员国来华访问的代表团。然而,在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一次突如其来的采访,却使耿飚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