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其时：戴维·洛奇回忆录》因真而美

时间：2018-11-11 12:14:12　来源：雾女风情文摘本文已影响人

　　戴维·洛奇（David Lodge， 1935—）是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也是享誉学术界的文学批评家。2015年初，80岁的洛奇出版了回忆录Quite a Good Time to Be Born，2017年9月，中文版《生逢其时：戴维·洛奇回忆录》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中文版译者之一，同时也是喜爱戴维·洛奇的读者之一，笔者清楚地记得拿到这本亲笔回忆录时的惊喜与阅读时的满足。洛奇在书中回顾了自己的前半生，即从出生到40岁的人生经历。当他回首过往，唤醒了青葱岁月的意气风发，也流露出风浪过后的淡然满足，这种真诚坦率的态度贯穿了整本回忆录，让我们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真实的洛奇。
　　在接受BBC四台的访问中，洛奇谈到回忆录的书名Quite a Good Time to Be Born时说，“quite”是个很有意思的词，它可以作为修饰语表示“相当”，却又含有一丝否定意味。用“quite”来限制“good”，表示“很好，但不全好”。他进一步解释说，在1935年出生，意味着在战火中度过童年，特别是如果作为犹太人出生在欧洲大陆是很不幸的。但是在英国，他亲历了不同阶段的大规模社会变革，赶上了1944年的《教育法案》，在中学和大学都享受了免费教育，而且战争发生的时候，他已经到了记事的年纪。这些经历对一个作家而言又是幸运而珍贵的，对他的小说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洛奇说自己其实花了很长时间才想出这个书名，他很满意它让人过目不忘。正如洛奇本人在《小说的艺术》中所言，小说的标题是文本的一部分——事实上，是读者看到的第一部分——因此有足够的分量吸引和影响读者的注意力。确实，“Quite a Good Time to Be Born”准确地概括了洛奇前半生的经历，如其所言，有好运气也有坏运气。
　　在回忆录出版以后，评论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有人称赞任何熟悉学界和文坛的读者都会觉得这本书趣味盎然，有人却难掩失望，认为《生逢其时》包含了太多水平在读者对洛奇的预期以下的段落，还有人借用洛奇在回忆录中提到的新书评判标准，说这本书称不上“大获成功”，也不至于“一败涂地”，而是“反响平平”。事实上，在写作这本回忆录之前，洛奇在传记领域已经大显身手。2004年，他的《作者，作者》（Author， Author）问世，2011年又出版了《风流才子》（A Man of Parts）。在这两部作品中，洛奇大胆探索了近年来传记写作中流行的分支“传记小说”，将事实与虚构进行杂糅，用小说的表现手法和技巧讲述真人真事，成功地展现了亨利·詹姆斯和H·G·威尔斯两位作家的形象。2014年，他的评论文集《写作人生》（Lives in Writing）出版，融文人传记、回忆录、文学批评和传记批评于一身，其中的两篇创作随笔《亨利·詹姆斯年：一部小说的故事》（The Year of Hey James： The Story of a Novel）和《写作H·G·威尔斯》（Writing H. G. Wells）讲述了创作的缘起、过程与体会，也可以视为自传的一种。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洛奇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时，却回归了最传统的传记写作，不仅在开篇追溯了家世渊源，而且采用了最朴素的编年体叙事手法，从出生一直写到40岁出版《换位》（Changing Places，1975）为止。
　　对于像他这样一位对叙述机制和表达形式着迷的作家而言，这样的回归难免让熟悉他的读者感到巨大的落差。其实，就洛奇对市场的预判而言，他并非不清楚读者的口味。他总结过现代传记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传主性生活的着迷，因为性与创造力是人类文化当中兴趣永存的两大主题，甚至表示自己最初被H·G·威尔斯吸引决定写作关于他的传记小说《风流才子》，正是因为他与写儿童文学的女作家伊迪丝·内斯比特有染。在洛奇擅长的天主教小说和校园小说中，两性关系也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无论是青春期的懵懂冲动，还是性革命的浪潮汹涌，无论是年轻夫妇的生育焦虑，还是中年夫妇的换妻危机，无不如此。洛奇小说中的自我指涉性一直让人好奇，这些情节真假几何，作家本人是否亲历过这些性冒险。如果洛奇在回忆录写作中，将故事性凌驾于真实性之上，以他丰富多变的写作技法，不难创作出可读性极强的文本。但是，如回忆录书名所暗示的那样，如今的洛奇颇有种洗尽铅华、返璞归真的味道。他不再纠结于书评的好坏，不再执念于反响的强烈，只是以手写心，与真实的自己坦诚相见。
　　事实上，这种卢梭《忏悔录》式的坦诚也让我们有机会真正了解现实生活中的洛奇。他写青春期性教育的缺失，也写一个年轻天主教徒的挣扎：“我一方面受着性交的生理冲动煎熬，一方面深信婚前性行为将危及我那不朽的灵魂……我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难以取舍，不堪重负。”他写《1944教育法案》为他在圣约瑟中学提供了七年的免费教育，却承认入学考试写的作文是从小说《黑美人》里抄来的，而且在“走时无不舍之心，日后无怀旧之情。在学校厚重的天主教氛围中，我从未真正感觉舒坦过”。他写初为人父时的喜悦，也写第三个孩子被确诊为“唐氏综合症”之后的打击，“我本来以为我和家人乘上了自动扶梯，正向着成就、快乐和幸福越走越高，但突然之间，一切停止了，而且不可挽回”。甚至，在写找房子买车子的家庭琐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过于节俭的洛奇，在写和出版社打交道的過程中，是一个有点怯懦的洛奇，在找工作换工作的事业选择上，是一个不够进取的洛奇。洛奇在采访中曾说，他明白读者常常不理解，读了他的自传后甚至可能更糊涂。毕竟，传记中他的生活，和他笔下人物的生活太不同了。确实，很难想象一个在作品中把讽刺戏谑发挥到极致的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竟然如此平和，甚至有些羞涩。
　　这难免让许多读者感到惊讶甚至怀疑。毕竟，洛奇的小说大多来源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回忆录中他也在多处承认了这一点。在他第一部出版的长篇小说《影迷》（The Picturegoers，1960）中，就以妻子玛丽家为原型，虚构了一个理想化的家庭；《你这个傻瓜》（Ginger， You’re Barmy， 1962）是以他在军营服役的经历为蓝本创作的；《大英博物馆在倒塌》（The British Museum is Falling Down， 1965）很明显源自他作为一位年轻天主教徒在节育问题与宗教信仰发生冲突时的挣扎与困惑；《走出防空洞》（Out of the Shelter， 1970）的创作灵感来自他在德国海德堡的假期；到了他最负盛名的“校园三部曲”中，那个赴美访学的英国教授菲利普·史沃娄无论是身份设置、学术经历还是个性特征，都很难让人不联想起洛奇本人。因此，常有读者将洛奇笔下的人物视作其本人，甚至是牛津大学教授瓦伦丁·坎宁安在评论《你能走多远》（How Farr Can You Go，1980）的人物表时，也曾以为“迈克尔，那个负罪感深重的手淫者，很可能就是洛奇本人”。不过，洛奇在回忆录多处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素材多来源于生活，但是写进小说里却进行了必要的艺术加工，两者不可混为一谈。以《走出防空洞》为例，他这样写道：“可能是我所有小说中最具自传性的一本，虽然书中添加了太多虚构因素，或者用虚构故事置换掉了现实经历”，并强调“小说中所有涉性的情节都是编造的”。

《生逢其时：戴维·洛奇回忆录》因真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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